关于杨振宁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象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 "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回顾20世纪科学的发展，杨振宁认为主要成就体现在3个方面：学会了控制电子的行动；发现了研究极小结构的方法；离开了地球引力实现了登月梦想。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学生素质：清华比哈佛高

杨振宁认为，如果以平均素质来讲，清华大学学生要比哈佛大学的要好。他说，大学教育可以分为平均学生和杰出学生两块。由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对大学生的要求也不同。中国目前需要对大多数的平均学生的训练，而美国需要十分杰出的年轻人创新来创造财富。杨振宁指出，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对有创造力的学生很有好处，但也浪费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我们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阴暗的一面。

杨振宁强调，中国大学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以他亲身体验来说，他认为国内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足，尤其是对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年轻科学家、博士支持不够，他们要为生活烦恼。

诺贝尔奖：并不是最需要

尽管自身就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杨振宁却旗帜鲜明地指明，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用处，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大量的年轻建设人才。他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需要的，仍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

高等教育：需要任天堂式创新

杨振宁将创新分成了四种类型。他指出，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4种。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不利于创新。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杨振宁说，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最需要哪一种创新，是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他认为，显然后者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杨振宁感慨地说，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所需要的。事实证明，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任天堂式的创新，是日本50多年来成功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创新。很显然，日本以往的经验是成功的，而这得益于其国内注重训导和纪律的教育哲学。这对中国有很大启发，因为中国的教育哲学也是注重训导和纪律。